随着共产党军队涌入西贡，剩下的几名记者不停地拍摄照片和报道

曼谷（美联社）——他们整夜看着轰炸越来越近，并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到最后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挤进大使馆屋顶上的一架直升机，准备迅速离开西贡。

因此，当留在后面的记者听到美联社办公室外楼梯上北越和越共士兵穿的橡胶凉鞋发出的吱吱声时，他们并不感到惊讶，并做好了可能被拘留或逮捕的准备。

但当进来的两名年轻士兵没有表现出恶意时，记者们就继续报道。

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乔治·埃斯珀（George Esper）和马特·弗兰约拉（Matt Franjola）递给他们一杯可乐和放了一天的蛋糕，开始询问他们进军西贡的情况。当他们在地图上详细描述路线时，摄影师莎拉·埃林顿（Sarah Errington）从暗室里走出来，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一张标志性的照片，并在世界各地出版。

50年后，阿内特回忆起在那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后，他向美联社纽约总部的电传发射机发送的信息。

“在我报道越南战争的13年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像今天这样结束，”他回忆道。“几个小时后，在美联社分社与一名全副武装、身着战斗服的北越军官和他的助手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会谈，喝着热可乐和糕点，就彻底投降了？对我来说，越南战争今天就是这样结束的。”

这条消息始终没有传出去：在传递了一天关于西贡陷落和20年战争结束的警报和报道之后，电线被切断了。这场战争导致5.8万多名美国人丧生，越南的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

西贡的陷落结束了一个时代

1975年4月30日，西贡沦陷，标志着美联社在越南一个时代的结束。阿内特在5月离开，然后弗兰乔拉被开除，接着是埃斯珀，直到1993年，联邦调查局才重新成立。

1950年，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领导下的越盟军队争取从法国独立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美联社在西贡开设了第一个办事处。

1954年，越盟在奠边府对美国支持的法国人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法属印度支那的结束，并引发了该地区的重大变化，越南分裂为共产主义的北越和与美国结盟的南越。美国正式的军事介入始于1955年，并逐渐升级。

1961年11月，马尔科姆·布朗接任美联社驻西贡分社社长，1962年6月，阿内特和摄影总编霍斯特·法斯加入。

这三人很快连续获得普利策奖：1964年的布朗、1965年的法斯和1966年的阿内特——这是美联社因报道越南而获得的五个普利策奖中的第一个。

四名美联社摄影师在报道战争时丧生，至少16名美联社记者受伤，其中一些受伤多次，因为他们在前线进行报道，试图尽可能完整和准确地记录新闻。

阿内特说，从一开始，许多报道就与华盛顿的官方版本相矛盾，揭示了美国比承认的更深刻的承诺，对越共游击队的打击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以及对美国支持的南越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的无能和腐败的普遍厌恶。

他回忆说，这促使纽约的管理人员想知道，为什么西贡工作人员的报道有时与美联社记者在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写的报道“180度”不同。

“我们有一个战略优势，因为我们离批评我们政府的人有1.2万英里远，而且我们的靴子在地面上，”现年90岁的阿内特说，他现在住在加州。“一年之内，我们的报道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大约有30名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分社，负责新闻、照片和行政工作，美联社也经常使用自由职业者，通常是摄影师。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团体，包括来自11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当地越南人。

在战斗升级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从其他部门轮流过来帮忙。

1966年，当美国政府对美联社的报道感到不满，并声称美联社的工作人员年轻且缺乏经验时，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Wes Gallagher）写了一封尖刻的回复，指出他们做记者的时间加起来有几十年。

其中三部报道了二战和朝鲜战争。两位，普利策奖得主彼得·阿内特和霍斯特·法斯，都在越南待了四年，比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将军（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要长，”加拉格写道。

为了管理来自越南的新闻报道，美国在西贡设立了一个每日新闻发布会，向不断壮大的美国记者团提供信息。他们后来被俗称为“五点钟闹剧”，因为正如埃斯珀所反映的那样，“他们真是个笑话”。

埃斯珀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有时他会在报道了一场战斗的同一天出席晚间简报会，对官方版本感到困惑。

“我在想，‘这和我刚刚目睹的是同一场战斗吗？’”2012年去世的埃斯珀说。“所以在‘愚蠢’的问题上有一些对抗，因为我们会质疑简报者的报告，他们也隐瞒了大量信息。”

埃斯珀说，加拉格尔亲自参与越南的报道，经常打电话和访问，支持他的记者，这有所帮助。

“他承受了来自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很大压力，但他从未动摇，”埃斯珀说。“他总是对我们说：‘我100%支持你们。你知道媒体受到审查，只要确保你的报道准确无误，只要确保你的报道公平、平衡，’我们做到了。”

来自街道和屋顶的报道

1969年，美国在越南的驻军增加到50多万，1973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Accords），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同意撤军，让南越人自生自灭。此后，美国在越南的驻军减少到少数。

到1975年，美联社的分社规模也缩小了，随着北越军队及其在南方的盟友越共游击队向西贡推进，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撤离了。

阿内特、埃斯珀和弗兰约拉自愿留下来，他们急于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致力于报道的事情看到底——如果他们的任何经理感到不安，命令他们在最后一刻离开，他们就密谋忽视纽约。

“我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我想看到结局，”埃斯珀说。“我有点担心和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离开，我的余生都会怀疑自己。”

1975年4月30日，雨季来临，阿内特在凌晨从美联社大楼湿滑的屋顶上看到直升机从四个街区外的大使馆撤离美国人和越南人。

睡了几个小时后，他在早上6点半被街上抢匪的喧闹声惊醒。一小时后，在酒店的屋顶上，他通过双筒望远镜看到一小群意外落在后面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大使馆屋顶爬上了一架海上骑士直升机——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人。

他打电话给办公室里的埃斯珀，在直升机离开海岸之前，这篇报道就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室。

弗兰乔拉和阿内特随后走上街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而埃斯珀则守在桌子上。当他们到达美国大使馆时，一群人在抢劫大楼时笑着，这与前一天人们希望被疏散的绝望形成鲜明对比。

“在后院草坪上一堆潮湿的文件和破碎的家具上，我们发现了一块沉重的铜牌，上面刻着五名美国士兵的名字，他们在1968年春节攻势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在对大使馆的袭击中丧生，”阿内特在一封详细描述当天事件的电子邮件中回忆道。“我们一起把它带回美联社办公室。”

上午10点24分。当埃斯珀在西贡电台听到南越投降的消息时，阿内特正在撰写大使馆抢劫的故事，并立即发出了警报。

阿内特援引美联社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合众国际社的话说：“埃斯珀冲到电传打字机前，给纽约发了消息，很快就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消息：美联社比合众国际社早5分钟发布了投降的消息。”“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通讯社都非常重视竞争。”

然后，埃斯珀冲到外面，试图从南越士兵那里收集一些对投降消息的反应，并在一个主要广场的雕像旁遇到了一位警察上校。

埃斯珀回忆说：“他挥舞着手臂，‘完了，完了，’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输了。“他还用手指着他的手枪套，我想，这家伙真的疯了，他会杀了我的，在这里呆了10年，几乎没有一点擦伤，我将在最后一天死去。”

突然，上校转过身来，向纪念雕像敬礼，拔出手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浑身颤抖的埃斯珀跑回办公室，爬上四层楼梯到办公室，就这一事件打了一篇简短的报道，打字时双手颤抖。

故事随着西贡的陷落而流动

回到街上，2015年去世的弗兰约拉几乎被一辆吉普车从侧面擦了过去，这辆吉普车上坐满了挥舞着俄罗斯步枪、身穿越共黑色服装的男子。随后，阿内特看到一支俄罗斯卡车车队载着北越士兵沿着主要街道行驶，然后匆忙返回办公室。

“‘乔治，’我喊道，‘西贡陷落了。给纽约打电话，’”阿内特说。“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上午11点43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更多的士兵在坦克的支持下进入城市，在美联社记者不断提交报道的同时，他们进行了零星的战斗。

下午两点半左右，他们听到办公室外面的橡胶鞋声，两名NVA士兵冲了进来，一人肩上挂着一支AK-47突击步枪，另一人腰带上挂着一支俄罗斯手枪。令他们震惊的是，陪同这些士兵的还有为美联社工作的自由摄影师南基（Ky Nhan），他自豪地宣布自己是越共的长期成员。

“我已经保证了美联社办公室的安全，”阿内特回忆起这位一向矜持的摄影师说。“你没有理由担心。”

当阿内特、埃斯珀和弗兰约拉与两名NVA士兵一起仔细研究地图时，他们通过一名翻译聊起了对西贡的袭击，西贡在沦陷后就被改名为胡志明市。

对两名士兵的采访转向了私人话题，年轻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家人和女朋友的照片，告诉记者他们是多么想念他们，多么想回家。

埃斯珀说：“我在心里想，这些是北越人，有南越人，有美国人，我们都是一样的。”

“人们有女朋友，他们想念她们，他们有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孤独，我在脑海中计算伤亡人数，你知道，近6万美国人死亡，100万北越战士死亡，22.4万南越军人死亡，200万平民死亡。对我来说，战争就是这样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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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or是美联社企业档案馆的退休主任，他在纽约报道。